[引言]

　　江苏是文化大省、文学强省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，江苏文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文学苏军享誉海内外。为了彰显江苏文学的实力和文学苏军的阵容，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支持下，去年江苏作协在北京推出了“文学苏军”10位领军人物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。今年江苏作协在南京又推出了“文学苏军新方阵”10人，他们是朱文颖、王一梅、戴来、韩青辰、李凤群、黄孝阳、育邦、曹寇、张羊羊、孙频。这10位均为创作成绩优异、创作成果丰硕的70后、80后作家。和老一代文学苏军方阵主要以小说为主不同，新方阵兼涉小说、儿童文学和诗歌等领域，他们正在文学之路上赶超他们的前辈。近期，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连线这10位作家，近距离了解他们的创作心路，听他们朗读自己的文字，感受他们作品的味道。本期推出作家——朱文颖。

NO.1 朱文颖读自己的作品

[选读]

《十年十一章》

我终于不再要求自己回到常识了。

　　我发现我对别人的常识常常手足无措、小心翼翼——别人的常识就是我的睡眠，而我的常识则是别人的异端。

　　我迷恋过旗袍。

　　现在它们束之高阁。有一种阴森而隐秘的美。

　　前几天，在一个朋友的私家园林里，大家看一盏清朝的夜灯。青花，上半部是雕空的，闪出幽暗的烛光。穿着旗袍，熄灭所有的灯火，我捧着它走向月光下的花园。

　　我迷恋世间一切病态的、不真切的事物。只有它们，抛开常规，才留住了那一份极致的美。

　　有一天，一位搞艺术的朋友对我说：

　　“我希望你穿得越来越休闲，越来越简洁。把白衬衣、牛仔裤穿出品质来的才是高贵。”

　　我想我知道他的意思。但我还想，那套白衬衣、牛仔裤的背后，仍然还应该是那一份阴森而隐秘的美。

　　澄澈、明亮、绝对的欲望。

　　坚硬、顽固、无比宽阔的偏执。

　　这就是现在我想要的——我的常识。

　　[简介] 朱文颖， 1970年1月生于上海，国家一级作家。中国“七十年代后出生”的代表性作家之一。近年介入艺术策展和批评领域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》、《戴女士与蓝》、《高跟鞋》、《水姻缘》，中短篇作品《繁华》、《浮生》、《重瞳》、《花杀》、《哈瓦那》、《凝视玛丽娜》等。有小说随笔集多部。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，并有部分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俄文、白俄罗斯文、韩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译本。曾获《人民文学》奖，《作家》“金短篇”小说奖，《中国作家》奖，紫金山文学奖，首届叶圣陶文学奖，金圣叹文学评论奖，《人民文学》年度青年作家奖等，2005年由“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”评选为首届“年度青年小说家。”2011年入选 “娇子·未来大家TOP20”。部分作品被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，并多次入选夏威夷大学纯文学刊物ＭＡＮＯＡ“环太平洋地区最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作品专辑”。其作品在同辈作家中独树一帜，被中国评论界誉为“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。”现任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[对话]

扬子晚报：此次入选文学苏军新方阵作家，你有何感想？

朱文颖：“新”这个词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其实早在近二十年前，我就已经是文学新人了。我的第一本书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主编的“文学新人类”丛书，一起收入丛书的一共有四位作家，分别是卫慧、周洁茹、金仁顺和我。几乎也是在近二十年以前，作为当时的热点新闻事件，在《作家》杂志，70后作家第一次集体登上中国文坛……所以说我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新”作家。

这次入选文学苏军新方阵，有它另外层面上的意义。首先，就如同今年第七届江苏书展的主题——“文脉”。江苏有很多著名作家，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范小青、苏童、叶兆言、毕飞宇等，而这次被选入“苏军新方阵”的，基本都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。这就有着某种文脉的传承与延续的意味。而“新”在汉语里意味着生命力、旺盛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。因此，无论从哪个层面，我都深感荣幸。

扬子晚报：有人说你和张爱玲很像。一是说长相气质，二是指文学上的承继——忧郁，你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潜意识？

朱文颖：我确实有一些照片和张爱玲的一些照片很像。这很有意思。或许也和我一半的上海生活背景有关。至于“忧郁”这个词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：我觉得这个词更像隐喻着某种南方气息。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，我的小说肯定是和苏州有关的，它是我的“无底之底。”

在光明与黑暗、悲凉与欣悦的不断交织中，时光流逝了。就像与生命打一次仗，高手过招，兵不血刃。那种姿态是向后退的。我最新的一本随笔集《必须原谅南方》或许间接解释了这种“向后退”的姿态——“为什么要原谅？因为，你要原谅自己，原谅自己心里藏着一个王维，藏着退思，藏着眼波流，藏着桃花扇和扇底风，藏着烟波浩淼，藏着雁向江边去……”

扬子晚报：文学梦想是何时产生的，你的独特文风又是怎样形成的，有过规划吗？

朱文颖：我小时候以及少女时代都是一个内向的孩子，心里想的事情远远地比表现出来的要丰富和复杂。而写作就是有话要说，特别是在于它刚刚萌芽的时候。这或许就是我最初的文学梦想。

梦想更驱向于梦的部分。它未必是可以实现的。但它让人生变得有趣而充实，并且永不厌倦。

至于规划，其实也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，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其实无法规划。比如说，随着年龄和视野的变化，我开始注意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过的题材和领域，比如人的社会性，比如阶级差异。我还悟出了一些与写作风格没有直接联系的道理，比如说：“对生活认知到什么层次，表达也必然在这个层次之内。作家不可能表达自己看不到的东西。”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：写作是无法规划的。

扬子晚报：你在“作家”后面还多了“策展人”和“艺术评论家”称谓，艺术感染对作家而言重要吗？

朱文颖：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批评家，对作家身份都是一种补充或扩展，而非削减。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带动了我的写作状态。它让我思维更加活跃，视野更为宽广。西方有很多大导演本身就是极棒的作家，或者剧作家，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呈现能力是庞杂的，在各个面和点上互相补充和激发。艺术是相通的，文学的经验和视野一定也可以带入更为宽广的艺术领域。

这种跨界的体验是美妙的，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从事艺术策展的专业人士，但陌生的阅读或许带来新鲜的感受。画家夏回有一个观点：重要的是世界观，而不是方法论。技巧到底重要不重要？这恰恰是一个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小说创作上的问题。每个人得出的答案可能会不同，但这种思考的碰撞是重要的。

扬子晚报：你一直着迷“南方”这个词，当下正在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？

朱文颖：长久以来，人们对于南方的想象充满了误读，“南方是柔软的、暧昧的、可以委屈的、往后退的”，我的写作则更想表达“南方的力量、粗鲁、呐喊和反抗”。所以新书用了《必须原谅南方》来替代“娓娓道来的南方”或者“体谅南方”。

目前在写几个中短篇小说，以及一个长篇。与早年的写作不同，从前的我无论为人还是为文，都比较唯美、自我、潮湿，现在我会关注一些更本质的东西，回到“这篇小说是关于什么？要说什么？”的基本概念上。这就意味着我希望从形式上做减法，从一种外在的小说美学转换成一种更为内在的小说美学。小说，作为与结构主义特质最为亲密的艺术形式，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秘通道。在我现在这个年龄，阅历、思想、见识以及视野会比文本本身更为重要。

扬子晚报：请对扬子晚报读者说几句话。

朱文颖：一、记住你的梦想。二、记住你自己。三、记住一定要记住。

　　这是前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说的；这是印在我的小说集《凝视玛丽娜》封面上的一段话。也是我无论在快乐、悲伤或者迷茫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够记住的一段话。也以此献给大家。

[短评]

　　“文学苏军新方阵”研讨会上，19位来自全国的青年批评家对10位新方阵作家的作品和近期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。

　　曾一果：朱文颖近期小说有了许多变化。一是小说的题材和范围扩大了。以往小说中浓厚的江南特色变得淡了，笔下人物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广阔。其次，故事都很精彩，以小人物多样化的命运来实现她对社会的观察。三是愈加强调对世界多种可能性的探讨，包括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。她的小说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，就是她对创伤记忆的书写，对每个人内心深处的“个体创伤”的关注。

　　张定浩：朱文颖是小说家，也兼涉评论，艺术评论和文学评论，而她评论的重心和小说一样，也都是在写人。她的小说，在叙事上可能受杜拉斯电影化叙事风格的影响，各种远景、近景和内景的片断自由切换，人物的意识和感官活动也巨细靡遗，小说读者可能会始终感受到其中强烈的作者意志，仿佛那些作者电影，其中导演是一部电影的核心，在朱文颖的小说中，“朱文颖”也是她小说的核心。

来源：扬子晚报记者 蔡震 特约编辑：周韫 编辑：朱晓晶